60年前的重庆牛奶场才算是真正的民族品牌

　　牛根生的眼泪，再一次引发了民族品牌的争论。

　　说起来，所谓民族品牌争过N次了，每一次几乎都是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是正常的，就像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有些截然相反的结论长在同一个根子上，自然就不容易争出个是非来。但我这段琢磨奶问题时，找到一个很好的样本——陈叔敬和他的重庆牛奶场。

　　1930年初，重庆国货公司经理陈叔敬和他的兄弟陈敦川集资2万银元，筹划创办了重庆牛奶场。到了1934年，重庆牛奶场乳牛不断增多，牛奶产量也大幅度增加，但销路方面却没有找到相适应的促销手段和方法，业务不振，往往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以挽救濒临破产的危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牛奶场日子好过了一阵，牛奶产量较上年增加50%以上，安装了氨压机冷却牛奶。但1940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重庆的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市面物价飞涨。每磅牛奶价格到1947年已涨到4.660元，但仍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重庆牛奶场再度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1941年，重庆牛奶场开始将过剩的产奶成年母牛交给经过培训的农民代养，同时成立代养处。在这种模式下，养牛对于农民是一种副业，他们不仅仅每月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实惠，也使农民慢慢的学习养牛挤奶这种技能，使场方同时也降低了养牛成本。这是牛奶场与农村合作的开端。这一方法使牛奶场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沿用到1955年公私合营。

　　1947年1月，重庆及周边市场上美国乳制品奶粉、淡奶、黄油、冰激凌粉，大量上市，影响了重庆牛奶场的产品销路，造成资金周转极度困难，一度工资不能按期发放，几乎造成土湾挤奶工停止挤奶。

　　从这段简史来看，陈叔敬和他的重庆牛奶场过得很不易，几次差点关门。搁到今天的企业家头上，都不知道要出来哭几次了。

　　抗战胜利后，重庆牛奶资金周转依旧极度困难，于是印制《牛奶育婴法》广告传单，宣传介绍本企业产品，提出：“人乳为天然适合婴儿之食物，其所含之营养与比例均合婴儿发育之需要，故在母乳充足时宜尽量哺乳之。然于某种情况下，如感染急性传染病或肺痨等须立即断乳，或乳法分泌不足供婴儿之需时，牛奶当为最合理想之人乳代替品”。

　　你看，再困难的时候，重庆牛奶场都不会刷花招，否则添加点什么“造骨牛奶蛋白”之类的高价新玩意，日子也许会好过点。

　　1946年，重庆牛奶场编辑出版了我国乳品厂自办的第一张报纸《牛奶与人生》，成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公开发行的最早的中国乳品行业的报纸。

　　该报以宣传牛奶对人体健康有益为宗旨，提出：“以国民之健康，关系国家之盛衰，及民族之生存，牛奶为健康之源”。他们借用公开发行报纸的办法，大量宣传吃牛奶的好处。文中写道：“重庆牛奶场既有鲜奶，又产有奶粉，当我用两只手把这两样东西一齐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作最好的选择的。”

　　可想而知，这种操守之下，重庆牛奶场显然不会说以奶粉兑水生产的还原奶营养价值跟鲜奶差不多。